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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叔侄案、福建趙宇案……它們怎么嵌入了人民檢察的歷史?【70年政法路】
時間:2019-09-29  作者:  新聞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 中央政法委長安劍  【字號: | |

  張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石河子市檢察院原監所檢察科正科級檢察員,一位在基層檢察院工作了31年的普通檢察官,近日與北京市檢察院原黨組成員、副檢察長方工一起被授予“最美奮斗者”。

  因為推動糾正張氏叔侄案,盡管已退休多年,張飚始終沒有閑下來,全國各地不斷有群眾來信來電反映訴求。

  張飚的故事注定在共和國法治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圖: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檢察院監所科檢察官張飚依法履職,推動張氏叔侄冤案再審。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宣判,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

  法治興則國家興。70年波瀾壯闊,與共和國母親一路前行的人民檢察步履鏗鏘,披荊斬棘,書寫著依法履職、守護公正的壯麗篇章,為全面依法治國持續貢獻檢察力量。

  不忘初心砥礪奮進,

  人民檢察事業一步步發展壯大

  人民檢察事業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并始終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步步發展壯大。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組織最高人民檢察署,以為國家的最高檢察機關。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和第一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這部憲法對人民檢察院的職權等作出規定,檢察機關從此有了明確的憲法定位。

  (圖: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布公告: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圖片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印信令。)

  從“檢察署”到“檢察院”,源自毛澤東主席的提議。在聽取有關說明匯報后,毛主席反問道:“既然檢察工作這樣重要,為什么不叫‘院’呢?可以叫‘院’嘛!”這一更名,標志著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一府兩院”國家機構體制正式形成。

  十年浩劫期,法制建設遭受空前劫難,檢察機關一度被“取消”。

  “文革”結束后,中國的法制建設重新走上正軌,檢察機關逐步恢復。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鄭重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偉大任務。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一次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奠定了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檢察制度發展的基石。與改革開放同行,檢察機關在發展中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作出積極回應,又在依法履職中有力推動著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謀勢而動,讓人民群眾有效感知檢察工作,讓人民群眾在檢察辦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檢察機關一以貫之,從未懈怠。從共和國歷任檢察長的工作思路片段中,我們可見一斑——

  (圖:1978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設立人民檢察院。)

  在首任檢察長羅榮桓帶領下,檢察機關積極回應新中國建設需求,“邊建邊干”,全力以赴投入“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中。

  在第二任檢察長張鼎丞帶領下,檢察機關把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動作為主要任務。

  在第三任檢察長黃火青帶領下,檢察機關依法發揮法律監督職責,特別是面對“文革”后的申訴,確立了清晰的工作思路,采取了扎實的應對舉措。

  在第四任檢察長楊易辰帶領下,檢察機關積極投入“嚴打”斗爭,依法嚴厲打擊各類刑事犯罪,同時針對經濟領域犯罪十分猖狂的情況,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秩序犯罪。

  在第五任檢察長劉復之帶領下,檢察機關把懲治貪污賄賂犯罪作為打擊經濟犯罪的第一位工作,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一心一意為經濟建設服務。

  在第六任檢察長張思卿帶領下,檢察機關狠抓大要案辦理,把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犯罪要案作為查辦重點,同時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

  在第七任檢察長韓杼濱帶領下,根據黨中央作出的關于治理司法腐敗、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的重要指示,檢察機關積極推廣檢務公開,不斷強化檢察隊伍建設,各項檢察工作整體推進。

  在第八任檢察長賈春旺帶領下,檢察機關堅持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既注意監督糾正有罪不究、執法不嚴的問題,又重視監督糾正侵犯人權、冤及無辜的問題,努力做到嚴格執法,客觀公正。

  在第九任檢察長曹建明帶領下,檢察機關主動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充分發揮打擊、預防、監督、教育、保護等職能作用,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是解決“有沒有”的問題,現在則要解決“好不好”的問題。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檢察機關再一次被委以重任。

  新時代檢察工作該如何謀劃?檢察工作的新動能在哪里?這是事關檢察事業全局的重大問題。

  2018年3月18日上午,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張軍當選為共和國第十任檢察長。

  (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進行憲法宣誓。)

  在隨后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學習貫徹兩會精神電視電話會議上,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給出了擲地有聲的回答:新一屆最高檢黨組明確提出“講政治、顧大局、謀發展、重自強”的新時代檢察工作總體要求。

  “十二字”猶如行軍號令,指明了檢察工作在新起點上再出發的路徑,迅速內化于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全體檢察人員心中,外踐于一項項具體的檢察業務工作中。

  理念先行謀勢而動,

  人民檢察官努力引領法治進步

  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人民檢察院,這里的辦公室常在下班后還亮著燈光,其中就包括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的辦公室。

  有一個問題始終在張軍和新一屆最高檢黨組的考量中: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體現在方方面面,檢察機關該怎樣結合工作實際,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真正理解貫徹落實到位?

  答案是更新檢察辦案理念、進行檢察供給側改革。

  在新一屆最高檢黨組的探索實踐中,“四大檢察”布局日漸明朗,檢察工作新理念日益豐富起來、明晰起來:

  “做優刑事檢察,做強民事檢察,做實行政檢察,做好公益訴訟檢察。”

  “強化新時代法律監督,維護法律權威,需要監督者和被監督者合力,建立監督與被監督的良性關系,實現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雙贏、多贏、共贏。”

  “以辦案為中心,在監督中辦案,在辦案中監督。”

  “改革就是要實現監督與辦案相統一、刑事民事行政檢察和公益訴訟相平衡。”

  “堅持以上率下、以上促下,領導干部帶頭辦案。”

  ……

  理念清則方向明,方向明則自信生。這些思想性、指導性極強的新理念,落實到檢察機關一項項具體的司法辦案中,閃爍智慧、發揮效能。

  “張軍檢察長強調,檢察工作是政治性極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極強的政治工作。如果業務能力不行,案件辦不好,人民群眾不滿意,黨交給的任務沒有完成,就是不講政治。”作為備受關注的“交警遭碾壓殉職案”的辦案檢察官,江蘇省南京市檢察院檢察長范群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了自己的辦案理念。

  在案件的辦理中,范群以過硬的業務能力和政治定力完成了對犯罪的指控并且在公訴意見書中釋法說理,傳播法治觀念。最終,法庭采納了范群的量刑建議,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高愿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圖:2018年7月31日上午,南京市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范群以國家公訴人身份出庭支持公訴“交警遭碾殉職案”。)

  像范群一樣,自覺將檢察新理念融入辦案、積極發揮檢察長帶頭辦案效能的“關鍵少數”越來越多。據統計,2018年,僅省級檢察院檢察長中,就有27位檢察長依法閱卷、開展訊問、準備出庭預案、參加庭審等,通過直接辦案的方式共辦理案件81件,在辦案中致力于實現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相統一。

  2018年以來,一系列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引發社會關注,社會輿論幾乎一致認為這些案件屬于正當防衛,而司法機關一開始不這么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司法機關受傳統司法觀念影響,機械辦案,同時存在息事寧人的心態等。最高檢黨組認為,這些司法理念都應當改正。

  在2019年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重點闡釋了檢察官的履職立場:“進入新時代,我們必須始終牢記:檢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訴者,也是無辜的保護者,更要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意識和法治進步的引領者。”

  理念一新天地寬。檢察機關正在不斷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從檢察供給側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優質檢察產品。

  回首來路,人民檢察官堅定信仰、立足本職,一步一個腳印,努力做法治中國建設的實踐者、推動者和捍衛者。

  (圖:檢察機關嚴格落實新修訂的檢察官法,把準確認定正當防衛落實到具體辦案中,“福建趙宇見義勇為案”、“河北淶源反殺案”等是典型例子。)

  立足辦案參與治理,

  優質檢察“產品”密集“上市”

2019年7月18日,最高檢發布掃黑除惡專項斗爭5起典型案例,從不人為“拔高”和不人為“降低”兩個角度,引導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認定標準,確保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典型案例一經發布,廣受社會好評。

 

  細心的人不難發現,在新一屆最高檢黨組的各種表述中,“法治產品”“檢察產品”成為高頻詞。

  “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好、更優、更實在的法治產品、檢察產品,這是落實黨中央要求、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選擇,也是站在新的歷史坐標上檢察機關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張軍如是說。

  一件產品,要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喜愛,它的功能必須與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相一致,必定能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對“檢察產品”觀,最高檢一位內設機構負責人這樣理解:檢察機關能為人民群眾提供的產品,不僅僅包括看得見的批捕決定書、起訴書、抗訴書、檢察建議書,聽得到的起訴意見、支持抗訴意見等,還包括釋法說理、檢察宣傳,法治進校園、進社區、進企業、進農村,等等,內容十分豐富。“歸根到底,要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上,潛移默化提升全社會法治水平和公民法治素養,讓全面依法治國深深沁入文化基因和民族血液。”

  (圖:2018年8月29日,內蒙古呼倫貝爾市人民檢察院草原檢察“烏蘭牧騎”的干警們,深入“嘎查”和牧民手拉手心連心,送上法律知識和形式多樣的文藝節目。)

  在新一屆最高檢黨組的帶領下,檢察機關在優質“法治產品”“檢察產品”的輸出上狠下功夫。

  2018年6月11日,因一起小學教師性侵未成年學生的抗訴案件,張軍依法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會議。抗訴意見被全部采納后,最高檢認真分析檢察機關辦理的相關案件,向教育部發送高檢建〔2018〕1號檢察建議書,為歷史上首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的檢察建議,被稱為“一號檢察建議”。

  2018年6月28日,張軍來到最高檢集中處理來信室調研,要求對群眾來信做到“件件有回復”。隨后,最高檢專門印發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對轉到控告申訴檢察部門的群眾來信,自收到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完成程序性回復,有管轄權的檢察院在3個月內完成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復。

  新時代檢察工作開局良好,但還只是“破題”,必須持之以恒“解新題”“答難題”。

  比如,面對老百姓一個“案子”,檢察機關如何辦理才能讓當事人的感覺相對更好?

  最高檢黨組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在于科學構建以人民群眾獲得感為評判標準的案件質量評價體系。為此,最高檢提出“案-件比”評價指標。“檢察機關最優‘案-件比’是1:1——老百姓一個‘案子’,進入檢察程序后一次性辦結,檢察辦案質效最高,司法資源投入最少,當事人感受相對更好。”張軍說。

  (圖:浙江省檢察院通過12309電話隨機回訪、抽查來信回復制度落實情況。)

  又比如,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察機關該如何貫徹落實?

  張軍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十分典型的以檢察官主導責任為基礎的訴訟制度設計。落實和發揮好檢察官主導責任,不僅需要檢察官有較強的指控證明犯罪能力,更需要整體司法能力的提升,涵蓋釋法說理、做群眾工作、與律師溝通等眾多方面。為了這一目標,檢察機關正在以自我革新的勇氣和擔當持續發力……

  向改革要動力向隊伍要活力,

  打造追夢路上檢察鐵軍

  回望新中國成立70年來波瀾壯闊的歷程,改革始終是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不竭動力。

  改革也是檢察事業的主旋律。從自覺自主推動改革,到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協調推進檢察改革,再到落實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檢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檢察機關闖深水、涉險灘,實現一次又一次華麗轉身,豐富、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中國檢察以獨特風范屹立于世界司法制度之林。

  檢察機關內設機構的變遷,是人民檢察事業發展歷程的縮影。

  建國初期,檢察機關內設機構以領導機構、業務機構和綜合管理機構為框架,形成了依據檢察職能劃分內設業務機構的設置標準。

  1978年檢察機關恢復重建后,檢察機關內設機構進一步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20世紀80年代,內設機構實現了名稱上的完全統一,全部以“檢察”命名,上下對口、整齊劃一;

  20世紀90年代至2012年,內設機構設置呈現“檢察”“監督”以及其他名稱并行的“多元化”模式;

  2013年以來,堅持扁平化管理與專業化建設相結合,精簡內設機構,推動大批業務骨干回歸辦案一線。

  司法實踐日新月異。近年來,機構設置不合理、名稱不統一、運行不規范等問題,逐漸成為困擾檢察工作、影響和制約檢察業務工作開展的突出矛盾,亟待改革破解。

  2018年2月,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法院、檢察院內設機構改革”。同年10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為新一輪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指明了方向。

  2018年12月,最高檢內設機構改革落地,地方檢察機關同步部署。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法律監督總體布局猶如一支離弦之箭,破空疾進。2019年1月3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年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張軍檢察長向中外媒體宣布,最高檢組建十個檢察業務廳。

  至此,“四大檢察”“十大業務”檢察工作新格局已基本形成,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總體布局實現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并行發展的態勢。

  司法責任制改革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體制改革的核心,被習近平總書記喻為司法改革的“牛鼻子”。

  2014年以來,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檢察機關分三批開展試點,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從全面推行檢察官員額制改革,建立符合職業特點和司法規律的檢察官單獨職務序列和檢察官逐級遴選制度;到全面落實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確保將“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落到實處;到建立并落實與檢察官職務序列相配套的職業保障制度,讓檢察官“不為五斗米折腰”;再到省以下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穩步推進,保障水平進一步提高……司法責任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搭建完成,權責明晰、監管有效、保障有力的檢察權運行新機制初步建立。

  善謀長遠方能鼎故革新。2018年12月,最高檢印發《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從深化和落實既有改革任務、圍繞新時代新要求推出新舉措兩個角度入手,細化分解出67項改革任務,規定了科學設置辦案組織和辦案團隊、完善擔任領導職務檢察官辦案制度、規范檢察官辦案權限、完善檢察官業績評價機制等8項制度,從抓辦案、強監督、重保障三方面發力,有序推進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落地生根,為新時期檢察改革“精裝修”量身定制了規劃圖。

  隨著一項項改革舉措的逐一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乘著新時代的浩蕩東風,爭流逐浪,揚帆遠航。檢察改革紅利得到持續釋放,法律監督的質量、效率和檢察公信力明顯提升。

  事業要發展,隊伍是關鍵。

  (圖:2019年9月27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舉行新任職人員憲法宣誓儀式。)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黨堅強領導下,一支政治立場堅定、恪盡職守、甘于奉獻的檢察隊伍日益壯大。

  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有了更高要求、更高期待。如何建設一支符合新時代要求的檢察隊伍?

  “要旗幟鮮明把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黨中央放心、人民群眾滿意的高素質政法隊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這樣強調。

  政治建設是首位。檢察工作作為政治性極強的業務工作和業務性極強的政治工作,必須將政治建設與業務建設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做到穩步推進各項法律監督工作,展現出自信自強的嶄新面貌。多年來,檢察機關一直按照這個標準緊抓檢察隊伍建設。2019年6月,中央部署開展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借著主題教育的東風,各級檢察機關不斷強化政治意識,提高政治站位,運用政治思維,切實增強檢察隊伍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重培訓、借外腦、強科技……為提升檢察業務能力,檢察機關想方設法,持續發力。

  在2019年5月召開的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著力鍛造一支有鐵一般的理想信念、鐵一般的責任擔當、鐵一般的過硬本領、鐵一般的紀律作風的公安鐵軍。”

  自覺做學深悟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踐行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捍衛者,著力鍛造一支有鐵一般的理想信念、鐵一般的責任擔當、鐵一般的過硬本領、鐵一般的紀律作風的檢察鐵軍——檢察機關正在為此不懈努力。

  70年由弱到強,70年風華正茂。人民檢察制度在黨和國家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人民檢察院已成為我國民主法治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穩進、落實、提升,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奮力書寫新時代人民檢察事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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