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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仕瑛:對過度維權與敲詐勒索罪的幾點認識
時間:2019-10-10  作者:  新聞來源:正義網  【字號: | |

  “維權”的概念在我國要追溯到前十幾年,主要是因消費者權益保護應運而生,并逐漸擴及到其他領域。維權本身是維護個人或群體的合法權益所進行的訴訟和非訴訟,公民對自身權益的得失提出疑問,表達關切,或訴諸法律或對話協商,是值得珍視的趨勢,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然而,當事人維權手段過激,或提出的賠償補償明顯偏高畸高,或要挾恐嚇炒作,有關部門對這種事實上過度維權的認識存在很大的差異。盡管過度維權的概念在法律上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其行為本身往往被意會有敲詐勒索之嫌。究竟民事上的過度維權和刑事上的敲詐勒索臨界標準應怎樣掌握,筆者通過一起具體案件試做剖析。 

  一、占某某的行為性質及罪與非罪 

  2016年初,赤峰市寧城縣牛某某實際出資,承包了元寶山區建昌營鎮某村某組的土地用來種甜菜,其相鄰地塊由當地村民占某某承包,用來種向日葵。5月份,牛某某運甜菜苗和種地農機通過占某某的地頭(俗稱“回牛地”)時,壓了占某某的幾畝地使之板結喪失耕種條件,為此,占某某干擾對方生產并阻擋對方車輛通行。眼看春耕受阻,牛某某遂主動找到村委會副主任和農業技術員,經調解牛某某賠償占某某人民幣3萬元。到了澆地時節,牛某某在澆地時跑水泡了相鄰的占某某十多畝地,致使其晚種向日葵而減產造成一定損失。2016年10月份秋收時,牛某某為了外運甜菜車輛通行方便,鏟除了所經過的公共地塊上占某某種的人參,外運甜菜車輛則遭到了占某某的阻擋。為此,在村委會副主任和農業技術員的調解下,牛某某又給了占某某5千元錢, 作為以上兩事項的補償。此案的后續發展是:經過牛某某報案及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導入刑事訴訟程序后,我以員額檢察官身份對占某某做出了不涉嫌敲詐勒索犯罪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公安機關未申請復核。被害人申請刑事申訴,本院復查后維持不批準逮捕決定。 

  做出不批準逮捕決定的理由是:首先,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索要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案中,牛某某損害占某某合法權益在先。本案所涉及的“回牛地”是指原來牲畜拉犁耕種時到地頭調頭用的空地。該村包括村委會副主任在內的村民一致證實:該村“回牛地”的使用權歸承包人所有,經過或使用需要與承包人協商同意。牛某某的春耕車輛未經占某某同意經過占某某的“回牛地”并造成一定的損害后果,引起占某某不滿進而采取阻塞通道阻撓春耕的做法,目的就是索取補償,而后的有關人員從中斡旋補償占某某3萬元,正是滿足了占某某的合理補償要求。而這個獲取補償的目的不是非法的,因為盡管占某某提出的補償金額可能不符合損失對價標準,雙方通過協商調解等民事途徑解決即可,刑法在此應保持足夠的的謙抑性。其次,占某某在村集體共有的小地塊種植作物(人參),其行為有不妥之處。如果他的行為給別人造成侵權,對方有權按照《侵權責任法》的規定,通過協商解決、調解解決、仲裁解決、訴訟解決的途徑實現依法維權目的。本案中牛某某為了外運甜菜方便,擅自鏟除了公共地塊上占某某所種植的人參,其行為顯屬違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占某某堵路施壓要補償,其要求有其合理性,是基于合法的維權事由維權,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錢財的目的。再次,占某某從牛某某處拿到一共3.5萬元涉及3個損害賠償事項的賠償款,均是通過村委會有關人員接受請托居中調解實現的,不是占某某威脅或要挾的結果,不是法律意義上通過威脅要挾手段獲得的非法收益,相反,為了能順利進行農事作業,牛某某多次主動找村委會有關人員協調相關事項,包括本案中涉及的補償事宜,無論這個補償有多少合理成分,其產生的后果都不應該作為犯罪所得來認定,而僅僅是合法民事賠償。 

  二、不能從索賠金額高低和行為過激程度上簡單判斷罪與非罪 

  在類似過度維權案件中,最基本的常見的表現是過度索賠,或者行為過激,因而通常呈現出“訛人”即非法占有他人錢財的表象,這也容易在司法實踐中將二者性質誤判。筆者認為,不能以索賠金額的高低來判斷是非。在合法或有相當合理成分的前提下,雙方當事人必然就涉案金額有一個協商、爭辯、反復交涉、討價還價的過程,不能以索賠金額高或者太高,就懷疑其要求的合法性、正當性;也不能以對方的要求“獅子大開口”甚至超出法律底線,就給他扣上“敲詐勒索”的帽子。只要行為人的維權行為沒有脫離維權的合法事由,比如沒有偽造編造證據夸大損失,即便這種維權行為確實“過”了,也不意味著這種民事糾紛向刑事犯罪演進。實踐中,大量的維權索賠金額都高于或遠遠高于法定標準,有的案件歷時數年,在事實證據沒有出現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經歷數次審判出現不同的裁判結果,最后都按照民事糾紛定性畫句號。如果不能全面客觀地分析具體案件情形,就會出現民刑案件混淆不清的情況,這是和健全的法治社會要求格格不入和不允許的。 

  如果是過度維權,其行為往往過激,比如語言刻薄,咄咄逼人,給人以脅迫感,壓迫感,容易讓人感覺符合敲詐勒索罪中“威脅或要挾”的客觀要件。事實上,敲詐勒索罪所要求的“威脅或要挾”,不僅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 ,同時要求相應的嚴重程度。如果“威脅或要挾”不具有非法性和強制性,就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所要求的“威脅或要挾”,僅僅是民法上的“脅迫”行為。從維權的角度上說,如果脅迫行為是索賠人行使其合法權利的體現,最終賠償結果也是雙方協商確定的,則脅迫成為必要的維權手段。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現實生活中區分民事過度維權與敲詐勒索罪的區別,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一是維權的理由是否合法,即是否具有法律依據,是否是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二是看手段行為與維權是否存在關聯性,如果這種關聯性確實存在,那么即便維權手段中有恐嚇、強制、要挾等成分,也不能認定是涉嫌敲詐勒索;三是對索賠金額的考量上,不能僅僅盯住金額大小來判斷。根據私法自治原則,,民事維權者對索賠權的行使具有隨意性,其有權根據自己的認知來確定額度多少,實踐中維權者漫天要價、得理不讓人的情形比比皆是,特別是在網絡時代的今天,維權者通過網絡曝光等手段給相對方極大的精神強制,比傳統的“指著鼻子罵人多要錢”更讓人懷疑其真實用意,無論如何,民事維權和刑事犯罪有天壤之別,需要執法者理性、全面地甄別、判斷,對法律的正確理解適用,是檢察官維護公平正義永恒的話題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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