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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我記了18年
時間:2019-09-17  作者:  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字號: | |

18年前,有個退休女教師來找我,對我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我記了18年,并且也正是這句話,讓我學會從公訴席上走下去,站在被害人甚至是被告人的立場去思考他們的訴求。后來我用一個詞來總結這種感受——“如我在訴”,我是公訴人,又不只是公訴人,我不僅要追訴犯罪者,還要保護無辜者,挽救失誤者。

女教師說出這句話,是因為她經歷了一個案件。

“你知道我的感受嗎?”

2001年10月,我從事公訴工作不久,60多歲的王老師來到檢察院,說自己的權益被侵害,公安機關不立案,要求檢察院監督。她說退休后老兩口的養老金都在股市中,不久前自己在股票交易中心看行情時,發現賬戶全部資金購買了垃圾股,損失7萬多元。當時身旁的劉某忽然無故離開,有重大嫌疑。因為認定劉某犯罪一是沒有證據,二是這種情況如何定性也無先例,公安機關一直未立案,王老師就持續上訪、控告。

我給她解釋疑罪從無的概念時,她忽然紅著眼反問了我一句話:“我不懂你說的這些,但我在講臺上站了一輩子,退休后棺材本都沒有了。你知道我的感受嗎?”

這句話很普通,她也沒有聲嘶力竭。可她走以后,這一句話在我耳邊繞了好久好久。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教師,捫心自問,如果是他們得到這樣的回復怎么想?他們該如何訴諸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是不是我自己更多地考慮批捕起訴能不能成功、會不會把案件辦成錯案甚至被追究責任這些現實問題,而沒有回到最原點去考慮當事人和公眾的利益,更加沒有考慮到司法結論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假設我的父母遇到這種案件,我怎樣讓他們理解疑罪從無?如果他們不能接受,我又如何讓其他人接受法律事實和客觀真實的差別?

我重新梳理證據,引導公安機關重新取證,用排除法認定了事實。因為國內鮮有此類案例,這起案件從2001年啟動到2005年才作出有罪判決,歷時近4年。還多虧上海市靜安區有類似的案件被《刑事審判參考》刊登,法院最終認可我們指控的事實。當時快過春節了,天氣很好,辦公室的陽光灑在地上,王老師帶了一盒怡口蓮過來。我推辭了很久,最終拿了一顆,很甜。

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我的初心——辦案對我們而言是工作,對當事人來說,是人生、財產、健康甚至生命。這告誡我,檢察官辦案要用善良的心去實現公平正義。

該拉一把還是推一把?

2017年,我們辦理了一起銷售假藥的抗訴案件。在審查事實過程中,李某的情況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出身農村,母親因精神失常喪失勞動能力,弟弟尚在讀書,父親務農是唯一經濟來源。李某在校表現良好,為減輕家庭負擔,她長期開網店勤工儉學。其間,因銷售價值3000余元未經批準進口的韓國美容針劑,被判拘役五個月,緩刑六個月,并處罰金。

辦理此案的基層院認為一審判決4名被告人罰金刑畸輕。抗訴理由看似成立,但綜合考慮李某坦白、主觀動機等情節,我們認為本案完全符合免予刑事處罰的條件。我們辦案是否僅僅為了懲罰?李某已經認罪悔罪,這時應該拉一把還是推一把?本案對其判決有罪開除學籍對社會有利,還是免刑讓李某完成學業對社會有利?

有時疑問本身就是答案。懲罰并不意味著單純追訴,教育也絕不意味著放縱犯罪。我們用善良的心去實現公平正義時,追訴犯罪是實現公平正義;挽救失誤者,讓其改惡從善也是實現公平正義。因此,我們最終建議二審法院對李某免刑,法院采納了我們的意見。

“如我在訴”也應在類案中考慮。我們通過統一聚眾斗毆罪的認定標準,使此類案件大幅下降;我們敢用、善用不起訴權,全市免刑、輕刑人數大幅下降,相關經驗受到最高檢的肯定。從個案辦理到類案政策,實現了更大范圍內的公平正義。

事實力有千鈞,客觀才能公正

近年來,很多刑事案件成為社會輿論焦點。法理與人情,司法和正義,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法律的天平和大眾的良知,糾纏在案件之中,讓媒體追逐,讓大眾困惑,讓司法辦案者糾結。這里面,有司法解釋覆蓋面的局限,也有情理法的統一考慮不足,還有事實被輿論掩蓋的問題。

2011年9月,我剛調到蘇州市檢察院工作,就遇到了常熟“菜刀隊”對“砍刀隊”的聚眾斗毆案件。一審認定,何強接到曾勇準備上門挑釁的電話后,準備用菜刀與對方對打,構成聚眾斗毆。當時視頻點擊量高達數千萬,新浪、搜狐、騰訊、鳳凰……幾乎所有的門戶網站都在開展何強等人是不是正當防衛的投票,人民日報也給出整版的質疑:何強在辦公室接到電話,有人要上門持刀毆打自己,是否可以準備菜刀防身?

壓力可想而知。但是,輿論越是喧囂,司法越要冷靜。我認真閱卷后,對一審判決的事實產生懷疑:多位證人和被告人何強證實,曾勇到場后第一句話是:誰找我?如果是曾勇主動打電話給何強,怎么會反問:“誰找我?”到底是誰主動邀約?

但疑問不能代替事實。面對何強一方沉默對抗的局面,我改變以言辭證據為主的認定事實思路:以監控視頻、通話記錄為框架,以對方通話人的證言為補充。最終證實,本案是何強為免除非法賭債,兩次主動打電話挑釁對方,將對方約至辦公室引發的案件。最終,法院認定何強等人持菜刀守在案發現場的行為不屬于正當防衛。案件真相公布后,不僅輿論得到平息,本案還成為區分正當防衛與聚眾斗毆的經典案件。

事實自有千鈞力。在重大輿情案件中,我們應當關注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合理訴求,但這種關注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在輿論沸騰時,我們更應把“講政治、顧大局”融入具體的司法辦案中,必須用證據和法律來做“定海神針”,從而實現情理法的高度統一,引導輿論共識。

20年來,我告誡自己,不能滿足于做辦好案的“工匠”,更要朝著努力做精通業務的“大師”、理論聯系實務的“專家”。辦案遇到困難時,努力用理論破解難題,推動司法實務的變化。在辦理全國首批境外打擊電信詐騙案件時,用片面共犯理論指控國內的技術提供人員;在辦理太湖西山垃圾傾倒案中,擴大“有害物質”的認定范圍;在辦理長江口垃圾傾倒案中,建議用經濟學的方法推定事實,追加了十余倍的垃圾數量。

回首自己的工作經歷,有榮譽,但更多的是不停地爬坡過坎;有鮮花,但更多的是半夜驚醒的噩夢;有成就感,但更多的是對能力的擔心和結論的惶恐。在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時,面對各種觀點沖突交織時,常有輾轉反側的長夜。但每當想到2005年春節前王老師塞到我手中的那塊糖,心中就平靜了很多。我想,這塊糖就是人民群眾感受到了公平正義之后形成的載體。它告訴我,不輕言犯罪成立,不輕言疑罪從無,窮盡最后一絲努力,排除最后一點懷疑,只要“如我在訴”,久久為功,就必然能讓更多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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